在查处腐败行为的实际效果上，首先要求查处腐败具有确定性。
类似地，克隆人也可以造成一千个、一万个。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与欧洲和美国的立场不一样，把克隆变成了一个生殖性的克隆和治疗性的克隆，人是不能克隆，但是为了治病的需要，人的某些器官可以克隆，这个克隆叫治疗性克隆。
扎克伯格的口才很好，他的解释得到了部分民众的支持。他说：中国人很开放，对隐私问题没那么敏感，如果他们可以用隐私来交换便捷性，很多情况下他们是愿意的。很多法学院、学者都说人工智能、AI如何如何好。科学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它永远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它是创造思想、创造知识的，而创造的知识怎么用才是个技术问题。没有宪法不可能有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没有科学技术的宪法，它也将失去动力。
当所谓的机器人来代替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时，包括部分法律服务市场的工作时，我们要想一下，那个时候人类会怎么样？学法律的人至少要考虑五十年以后的世界，法律并不仅仅是为了今天的生活而安排的，而是为了对明天的生活有合理期待，所以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科技与法治、技术与人的尊严等基础性问题，包括法治的现代功能。国家有义务在现有的技术范围内能挽救一个就挽救，明明看着可以挽救一个生命，就不能眼睁睁让两个生命都死去。通过观察妇女形象，除了巴基斯坦宪法和孟加拉国宪法也保护职业妇女以外，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是保护家庭中的母亲，可见妇女参加工作可能受到了宗教的限制。
巴基斯坦宪法、菲律宾宪法和孟加拉国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妇女进入立法机关的席位。而差异则更加明显，这其中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对塑造妇女的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相当多的国家而言，可能是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与其相应的政治制度紧密相关，这种困局很难改变。有君主立宪制国家，比如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和日本等国。针对妇女在宪法制定中的角色，即为了让妇女参与变为现实，需要在宪法中规定一些机制：（1）若将妇女融入组织决策的过程，将规定对组织者和参与者的激励。
总而言之，妇女保护条款是亚洲宪法中的重要特色，这就意味着，加强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可以成为亚洲国家加强妇女保护合作的基础。可能的原因在于这三个国家的宪法制定的时间相对较早。
摘要: 社会性别主流化成为继女性主义法学之后的一个重要议题，然而如何运用社会性别的观点分析法律和宪法，即发展出社会性别法学方法论则是一个未竟的课题。作为此过程的一部分，在前政府时期遭受更多压迫的女性，她们的权利自然应进一步进行更多的维护。职业妇女，如巴基斯坦宪法第27条，在巴基斯坦政府部门履行公共服务的公民符合职位要求时，不受基于种族、宗教、社会地位、性别、住所地或出生地的歧视对待。而在其他强调社会性别的宪法文本中，平等权规范在表述上大致可以分为五类：（1）妇女同男子一样，比如中国宪法第48条，阿塞拜疆宪法第25条、巴林宪法第5条、朝鲜宪法第77条、吉尔吉斯斯坦第16条、孟加拉国宪法第28条。
四、结论 从亚洲宪法平等权规范的比较可知，除了极少数国家之外，强调社会性别已经成为了宪法的主流，可以说亚洲宪法进入了一个性别化的时代。可以看到，人们通常能将妇女联系起来的角色，差不多都出现于亚洲宪法中了。具体到妇女保护条款，则也是迥然有别。除了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妇女之外，出现得最多的词语就是母亲。
[16] 德古热的分析建立在将妇女纳入社会契约论的一般理论框架中，显示了性别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阿富汗和朝鲜的情况比较特殊，阿富汗宪法第64条规定，总统监督宪法的执行，而朝鲜宪法第116条和第156条分别赋予了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解释宪法和检察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
虽然说妇女在生理上存在劣势，但是她们对家庭领域的事情也有管理权，也被认为享有作为共和国母亲的微小权力。（2）妇女在宪法中的形象。
工业革命促进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兴起，他们在政治上要求与贵族平等的地位。而有4个国家对宗教的态度比较暧昧，分别是泰国、斯里兰卡、不丹和亚美尼亚。按照德国学者阿列克西（Alexy）的理论，规范和规范性陈述是不同的。以她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面向宪法设计的方法，即制宪者在制定宪法时，如果真正关心相别平等，则应该关心五个议题：（1）政府结构（尤其是选举中的性别配额）。四是道德和政治的关系。针对平等权条款，劳拉·卢卡斯是将它们分为五类来处理的：第一类，一般平等条款。
通过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即从性别平等与妇女保护、妇女在宪法中的形象、宗教对妇女的影响以及推进性别平等的机制等四个方面入手，发现亚洲宪法在促进性别平等上的共性和差异。从宪法史来看，宪法文本经历了一个从性别中立到性别化的变迁。
例如中国宪法中平等权规范包括第4条第1款，33条第2款和第48条第1款等。公域在传统上一般被界定为男性的，而私域被界定为女性的。
在那些规定妇女的保护条款中，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只规定了妇女的一般保护条款，如不丹宪法第8条第5款任何人不得容忍或参与伤害行为、酷刑、杀人、恐怖主义，不得虐待妇女、儿童或其他人，并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这类行为的发生。1776年3月，在《独立宣言》即将出台之际，艾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写信给她丈夫（约翰#8226;亚当斯，马萨诸塞州宪法的起草者），说：记住妇女吧，并且比你的先辈们更加慷慨和更加友好地对到她们吧……不要把没有限制的权力交到丈夫手中，否则所有的男人都会变成暴君。
三是结构化的私域的改变。不过随着妇女运动的发展，妇女不再仅仅强调道德的优越意识，而是将重点放在了性别自身的建构和表演上。性的主体，如不丹宪法第9条第17款，国家应努力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妇女免于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剥削，包括贩卖、卖淫、虐待、暴力、在公共和私人环境中遭受骚扰和恐吓。即使如此，她们仍然就立宪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有工作的妇女在分娩前后依法享有足够的休息权，且工作报酬和其他福利不受影响。[13] 男人之间的平等尚未完成，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却在工业革命的到来之后不断强化，这也是就哈贝马斯（Habermas）所称的公共领域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公私领域的分野。
总之，通过社会性别分析方法的运用，我们看到了亚洲宪法中丰富的图景，这充分体现了比较宪法学的多元性和复杂性。[6]《世界各国宪法》编辑委员会编译：《世界各国宪法：亚洲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
比如规定生育权和免于私人暴力的权利就非常有效。斯里兰卡宪法第9条规定，赋予佛教最重要的地位。
一个国家在它的平等法理学中，是要解决基于性别的不平等而不是采用传统的相同/差异理论，那么法律机制就尤为重要，例如将产生性别平等的措施和禁止歧视分开。丧失劳动能力的妇女，同是尼泊尔宪法第35条，其第（17）款规定，国家应制定政策，通过立法向老人、丧失劳动能力的妇女和失业者提供补助。为此我们提出分析平等权规范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分别是：（1）性别平等与妇女保护。[12] Helen Irving,Gender and the Constitution:Equality and Agency in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Desig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4-6. [13]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第220页。
[8] Laurae E.Lucas,Does Gender Specificity in Constitutions Matter,20 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Law 133 (2009). [9] Founding Fathers,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Little Books of Wisdom,1995. [10] The right of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vote shall not be denied or abridg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r by any state on account of sex. [11] [美] 鲍恩：《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郑明萱译，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这种影响也可能是消极的，比如会过分强调家庭的作用，从而家妇女限制在家庭以内，如巴林宪法第5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保证妇女在家庭和社会工作上职责的协调，在不违背伊斯兰教法的同时，保证妇女在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生活各领域中与男性平等。
根据审查机关的不同，可以分为立法机关审查，比如中国、老挝、土库曼斯坦和越南。再加上节育运动的推广，妇女过去承重的生育负担也减轻了，从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可见这一变化：美国的人口增长率1820—1880 年为26%，1880—1890 年为24.9%，1890—1900 年为20.7%，1900—1910 年为21%，1910—1920年则骤降至15%。
道德是关于价值、对错和善恶的判断，也是关于事实、地位和等级的分配。在其他43个国家中，黎巴嫩宪法（制定于1926年），印度尼西亚宪法（制定于1945年）和新加坡宪法（制定于1965年）的平等权规范是性别中立的，比如黎巴嫩宪法第七条规定：所以黎巴嫩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平等地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无差别地承担公民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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